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启动新一轮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历史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东北考察调研，亲自擘画振兴工作。尤其在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对振兴工作作出系统全面部署，明确指出东北在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对外开放、思想观念方面存在“四个短板”。

为此，2022年9月18日，新华社辽宁分社与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联合举办“补齐东北‘四大短板’”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聚焦‘四大短板’，东北振兴工作整体情况”“聚焦新形势下东北的战略作用，东北振兴面对的新形势，需要承担的新任务”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公司社会事业业务部主任于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王爱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晓燕，辽宁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原主任乔军，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原辽宁省工信委巡视员、副主任孟继民，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管委会原副主任王幼学参加会议并发言。现将专家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于强认为，要从新时代“五大安全”的高度，全新认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础性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既要看到近20年振兴发展的显著成绩，又要看到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于强建议，下一步要侧重从市场、基础、城市、地方四个关键词入手，深入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一是要挖掘市场活力。目前，市场是一套交易机制，东北地区的市场建设仍是一个很大的短板，隐形交易成本、权益安全性、发展可预期性都存在问题，务必要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处理好“亲”“清”政商关系，防止“亲”而不“清”一个极端，也要防止“清”而不“亲”另一个极端，一定要用合理制度来保障健康有序的市场格局。二是延伸基础产业。东北的问题不在于产业结构“偏重”，问题在于“偏轻”的产业没发展起来，关键是把装备、石化、冶金等基础产业的价值链拉高、产业链抻长，既要加大研发和技术攻关，提高核心技术自主化程度，抢占价值链高端，更要深入推动上下游关联产业本地化，增强大型企业同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互利合作，形成健全的产业生态和上规模的产业集群。三是要突出城市“抓手”。城市层面的作用十分重要，要统筹城市资源，结合城市分型分化，分类施策，关键是发挥它在培育企业、产业方面的“孵化器”“加速器”的作用。再就是发挥好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哈、长、沈、大4个都市圈（大连市中心要北移）。四是要强化地方配套。中央安排资金要求地方配套资金，国家出台振兴政策更要地方拿出配套政策，这样才能形成系统完备、上下一体、落地可行的政策体系，今后国家应在这方面加强指导、督导、评估，确保国家政策执行有力、落实到位，经由上下联动，最终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王爱丽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再次到东北辽宁考察，是立足于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加速全面推进东北振兴，我们应领悟其重大而深刻的意义。东北全面振兴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应该把国家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届时实现全面振兴目标高度统一起来，其中东北三省的发展增速不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近年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综合评估情况来看，东北振兴虽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更加明显，但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与全国水平差距明显。

目前制约东北振兴发展的主要瓶颈有五个方面，思想解放、体制机制、发展速度、增长动力、政策撬动，这些问题不解决，东北振兴发展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王爱丽从专家角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从统筹发展与安全层面调整生产力国家布局。尤其面对当前俄乌冲突不断升级新风险和台海局势更趋复杂严峻、岛内“绿化”趋势明显上升等严峻形势，东北在国家安全上的战略地位凸显。中国如何像当年“三线建设”一样进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值得深入研究，这也是展现东北更大担当与作为的关键。二是从超常规政策撬动层面加速东北振兴发展。就目前东北振兴发展趋势评估结果看，迫切需要“一剂猛药”，需要一些突破性的政策支持。比如我们在基层县市和企业家的调查中，呼声最高的是可以“以一当十”的税收优惠政策，若国家能给予东北鼓励类产业按不高于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关键政策，使其在区域发展中真正具有竞争力，振兴发展进程会发生更快更大的改观。三是从体制机制改革层面构建东北一体化动力系统。这是东北振兴发展的一个突破点，应立足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需求，突破体制屏障，建立东北协同发展机制，依据人口经济联系科学合理确定都市圈、城市群的空间范围，顺应产业升级、人口流动和空间演进趋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速构建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动力系统，这对于加速东北振兴至关重要。

丁晓燕从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衰退、全球通胀高企、供应链断链与重构风险、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等七个方面，分析东北振兴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对东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丁晓燕认为，东北振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较大成绩，但仍陷入结构调整滞缓——人口流失——城市收缩——经济衰退的循环，振兴近20年，仍未克服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主要依靠原有产业主导和引领，新兴产业“植入”不足，导致经济发展新的增量不足和新的动力不足。要站在国家“五大安全”高度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在产业链重构和调整中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

对于如何补足短板、实现突破，丁晓燕建议：一是聚焦新发展理念，补齐思想观念短板。克服小富即安、开拓不足的思想弊病，真正解决不作为、懒作为等问题，要用新理念谋划发展思路，走出“舒适区”、敢涉“深水区”、勇闯“无人区”，以锐意进取的精神谋划突破路径。二是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补齐经济结构短板。产业的更新和新产业的植入非常重要的，把握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数字化的新趋势，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议探索建立东北跨省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新的国家重大项目在东北落地，实现产业跃升。三是聚焦全面深化改革，补齐体制机制短板。探索建立东北三省国土空间相互转换的机制和途径，推进东北一体化；探索建立跨境电商、对外贸易协同机制，推进东北外向经济发展取得新进展。四是聚焦国际局势变化，补齐对外开放短板。俄乌战争不仅改变欧洲的格局，也可能改变东北亚的格局，对东北振兴机遇大于挑战，要进一步整合和提升对外开放各种平台，打开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

乔军认为，当前东北三省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工业经济和社会融资增量两个方面。从今年上半年主要工业数据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利润等指标，大都呈下降趋势或低于全国平均值，且规上工业企业由于产业结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疫情等原因，亏损额和亏损面都有所扩大。上半年，东北三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也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新增银行贷款规模总量和增幅，累计下降幅度都较大，有的指标达到近年来最低，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风险警戒点。与此同时，东北三省房地产业的投资额、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等指标，也呈现下行趋势明显的趋势，而房地产市场的降幅，下滑容易导致风险隐患向金融信贷、地方财政等领域传导，这就更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预判，提早采取防控措施。

乔军建议：一是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实现全面振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是我们的思想武装和行动纲领。二是保持战略定力，持续优化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三是努力做强东北综合实力，在加快壮大东北经济规模上实现新突破。四是壮大东北新动能，激发内生动力，一定要抓好科技创新，在创新驱动上取得新突破。五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在东北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上要实现新突破。六是东三省还要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全面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道上要实现新突破。

梁启东认为，由于东北存在的“三个衰退一个减少”（资源衰退、结构衰退、体制衰退、人员减少）问题，要素供给严重不足，造成东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困难。目前东北地区支柱性的传统产业衰退、传统动能衰退，而新动能、新产业没有发育起来，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还没有系统形成。

梁启东建议：一是要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立足国家战略布局，从“五大安全”的视角谋划地区战略定位、发展思路、产业布局。二是面对俄乌冲突等新的国际局势变化，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把东北建设成为国家的“储油基地”“储气基地”，以此为着眼点强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三是要进一步大力发展土地、资本、科技、碳汇、大数据等要素市场，并实现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四是要进一步把中心城市做大做强做优，把二线城市建设好，尽快形成人口规模效应，进而拉动消费增长。五是坚持人才是振兴发展的第一资源，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把人留住。六是要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孟继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到辽宁考察时强调，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充满期待，要求辽宁在振兴中体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这不仅是对东北振兴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希望和要求。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台海局势，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日益凸显。俄罗斯融入亚洲向东发展、国际能源供应、粮食安全、疫情影响以及产业链整合、全球极端天气增加、东北日益宜居等，更凸显了东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给东北振兴带来了重大机遇。

东北要抓住当前利好发展机遇，形成中央和地方共同振兴的合力，来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关键是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争取含金量大且适合东北实际的政策。一是争取国家把已经给其他地区的政策赋予东北地区，东北就能加快振兴发展，如对国家给予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双15%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国家给予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产业的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二是东北要打造国家对外开放新前沿，就要积极争取国家批准大连设立自贸港，打造大连自贸区升级版。这要基于国家对东北周边安全的角度考虑，因为国家在海南设立自贸港主要是为了国家南海安全。另外，对于在东北设立“经济特区”，本质上是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但它不是一剂“猛药”，而是“过期药”，经济特区的功能和使命已经是完成时，国家再新设立经济特区的可能性很小。

王幼学认为，制约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突出的障碍是体制机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未完全理顺，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二是政策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势能与动能；三是工业基础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创新资源没有被有效激活，产业供给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有待提升；四是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缺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市场有效结合的机制。

面对俄乌冲突升级、中美摩擦扩大、疫情连续影响等因素，王幼学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在国家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布局。二是要把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重要方向，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三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最大限度地吸纳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市场环境。四是要尽快完善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引入激活市场的“源头活水”。五是要特别关注人才流失现象，应创造拴心留人的条件，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六是切实保障科技成果市场转化和配套承接能力。七是要加强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和借力，深度嵌入国内大循环。八是着力推进东北在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开放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