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由东北大学主办、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承办的第十八期“东北振兴大讲堂”在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次大讲堂由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主持，辽沈有关部门领导干部及学校部分师生共200余人参加。

本次大讲堂邀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担任主讲嘉宾，李俊峰以“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发展转型的挑战和机遇”为题，从“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由来、政策出台的背景出发，详细阐释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是发展转型问题，并提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路径以及对东北地区工作的建议。根据现场速记整理观点如下：

一、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由来

李俊峰指出，碳达峰、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既定目标，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到21世纪末要把全球的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后来由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紧迫，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的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提前至21世纪中叶或者下半叶来实现该目标。

李俊峰认为，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有三个层面的研究。一是气象研究，如气象预报，它是一种短期的预测和预报；二是关于气候变化谈判相关问题的研究，如研究全球温升，以50年或者100年为尺度，是一种中尺度的研究，特别是对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年均温度变化的研究，这些研究结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基本上不会犯大的错误，但也不见得特别准确；三是从地质科学角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它是一种长尺度的研究，是以数万年，乃至数亿年为研究跨度，人们会经常看到不同层面上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结论互相矛盾，这也正常。

李俊峰认为，因为地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需要依靠国际政治公约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1979年，第一次全球气候大会在荷兰召开，得到的结论是：工业化以来，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了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如果这个升高不加以控制的话，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系统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建议联合国组建专门的机制研究气候变化问题。1988年，联合国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气候变化问题，自1990年开始，IPCC先后发布了5次评估报告和一次关于1.5摄氏度的专门报告。

李俊峰认为，国际社会关于减排问题，要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划分责任，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原因有二：一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200多年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要承担主要责任；二是发达国家在工业过程中积累大量的财富，形成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有能力实现减排。所以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并且要发展可持续发展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援助之后，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可以自愿减排，这就是著名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李俊峰认为，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协议，和联合国宪章、WTO一样都是规范世界秩序的。针对气候变化的协议规范了全球的环境秩序，给全球的经济发展画一条红线，或者说将经济发展装进环境保护的笼子里面，是倒逼发展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一个重要工具。

李俊峰认为，“双碳”目标的本质是推动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转移的发展转型。以资源为支撑的发展方式的最大缺陷是随着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资源变得稀缺和昂贵，发展成本越来越高，资源稀缺就会有争吵、争夺乃至战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是政治共识，不是科学共识，因为科学上很难形成共识，这里没有阴谋，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就是把美丽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

二、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出台的背景

李俊峰认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是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论证，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迎合某些需求，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倒逼我国坚持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护人类地球家园的最低限度的行动。

李俊峰指出，中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领导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推动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的《公约》的达成和生效，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为后来实施能源双控和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奠定了法律基础。2014-2016年，中美两国元首多次发表联合声明，形成了《巴黎协定》的基本框架，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2020年9月22日，中国的重大宣示为我国履行巴黎协定的义务定了调子。

李俊峰认为，我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劣势主要是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工业结构重型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变低，形成了排放总量高的局面；优势就是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我国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技术优势不输于别人。同时，我国还有两个重要的经验：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用4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二是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基本上控制住了肆虐的雾霾问题，特别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有了这两点经验，中国也有能力在达峰之后，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50-60年的碳中和历程。

李俊峰认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一是在90年代，刚刚气候变化谈判时，老一代政治家和老一代外交家促成了共同但有区别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到现在这些原则仍然有效。二是中美两国一起推动了《巴黎协定》的生成和生效，两国元首五次发表联合声明，形成了《巴黎协定》基本的框架和内容。特别是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不折不扣地履行巴黎协定，100%的兑现自主贡献的承诺。

李俊峰指出，2020年9月22日中国做出了30/60目标和愿景之后，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包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讨论“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远景目标时提出“2035年实现温室气体稳中有降”；2021年3月15日中财委的第九次会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也是倒逼我国发展转型的自主行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是根据我国的发展水平的演变而渐进，从不承担减排责任，到承担强度减排责任，再到承诺碳达峰碳中和，推动了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三、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是发展转型

(1)发展转型要有思想支撑、科学技术支撑、艺术支撑和企业家支撑

李俊峰认为，发展转型要有思想支撑，是思想的革命。联合国《巴黎协定》和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推动全世界发展转型走向低排放。我国真正的发展转型从十八大开始，目的是为了解决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从而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包括最近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李俊峰认为，发展转型要有科学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必须通过科学思想来引领。近50年来全球有一批崭新的技术应运而生，包括改变世界的光纤技术，正在改变世界的半导体的技术，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石墨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尤其是绿色技术正在改变世界，绿色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这一点上美国走在世界的前列，欧盟紧随其后，日本不甘落后。

李俊峰认为，发展转型需要艺术支撑。因为爱美是一切生命特质物质的基本特征，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发展转型的推动力和共同价值观。工业有工业之美，农业有农业之美，建筑、城市、乡村、能源、生活都有其美的地方，这意味着发展有了艺术的品味才有味道，才能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李俊峰认为，发展要靠企业家来实现，包括绿色转型。过去在美国、日本，特别是硅谷，现在中国除深圳之外的杭州、成都、长沙、武汉、南京、合肥等都是高校云集的地方成为新的创新高地，造就了一批如微软、阿里等创新型企业，包括金融企业。金融企业既可点石成金，也可以无中生有，根源在于有足够的资本之后，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工程师，用最好的工艺做出最好的产品来。

(2)如何推动发展转型

李俊峰认为，首先是发展趋势。在中国宣布碳中和之前，欧盟已经宣布碳中和，之后日本、韩国相继宣布碳中和，今年4月份美国宣布碳中和，现在已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宣布，或准备宣布碳中和，即占全球经济总量75%以上的国家，都开始走低排放发展之路，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李俊峰指出，碳中和推动了能源系统、交通系统、建筑系统和工业系统的改变。主要目的是实现碳的净零排放，即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大自然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推动增长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关键是要推动能源系统的转变。能源系统的转变要符合五个逻辑：第一，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能源也是资源，要符合资源依赖到技术依赖的逻辑关系；第二，实现能源替代的成本降低，过去能源的转型从低成本向高成本，未来的能源转型从高成本到低成本，是技术进步的特征；第三，实现能源独立，不仅我国面临卡脖子的困难，美国也有，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制订了一个能源独立法案，欧洲推动碳中和，除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摆脱对俄罗斯和中东的过度依赖；第四，数字化智能化，人类已经进入万物互联的时代，能源也要数字化，也要智能化；第五，贵在坚持，中国是一个大国，能源消费量很多，只能一点一滴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

其次，目标和实现路径。李俊峰指出，全球碳中和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大自然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实现路径就是先达峰，再稳中有降，然后实现快速下降，最后实现碳中和。全球2050目标和中国2050的目标都比较高，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技术发展快我们可以提前实现，如果发展不好或者国际形势、经济形势不好，晚几年也没有问题，但是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没有错误，中国也是如此。

李俊峰指出，要客观认识和分析碳达峰碳中和的困难，但是也要了解我们的基础条件。从过去10多年的趋势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已实现达峰或者接近达峰，尤其煤炭已经达峰。中国的达峰进度要求也应该有所区别，即东部地区应该率先达峰，工业率先达峰，煤炭率先达峰。做好安排的同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即达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拐点，达峰后仍会有反弹。要从思想上、意识上，特别是认识上正面理解如何应对挑战。上一代人用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路程，现在这一代人要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50-60年的碳中和过程，这也是历史担当。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发展转型的竞赛，也是一场思想的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创新，面对碳中和的大潮，任何国家和企业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孤岛。

(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不确定性

李俊峰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不确定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和技术层面的，二是政策上的不确定。一些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发生了，一些人认为没发生，还有一些人认为发生了不见得是坏事，比如说俄罗斯。共识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转变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这不是初露端倪，而是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是化解意识形态纷争和制度纷争。总的来看不确定中的确定，是人类实现科技支撑发展，未来共同努力，虽然这个道路分分合合，但大方向不会改变。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问题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4)通过创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李俊峰认为，碳中和本身是一场创新的竞赛，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加以解决，提出通过创新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电力行业要创新、制造业要创新、农业要创新、交通运输要创新、绿色建筑要创新，各行各业都要创新，创新者的责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大家都应该成为创新者。碳达峰、碳中和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连在一块。回顾1个多世纪中的发展，经历两次大的关键抉择，第一次命运的抉择，是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二次关键决策是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现在的这一次碳达峰、碳中和也是一个关键的决策。过去是两次关键抉择，解决了民族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等自身的问题，现在我们和全人类站在一块，为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做出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

四、对东北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建议

李俊峰指出，无论是全国解放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东北都做出巨大贡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156个大项目里，75%在东北，50个能源项目42个在东北，东北支持了全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装备和物资，这一点全国人民铭记在心。但是东北在4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落伍了。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新的形势，对东北地区的发展也是一次关键的抉择。李俊峰指出，首先要深刻理解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提高认识和政治站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存在困难，但是迎难而上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坚持过去40多年走完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信念，用30年实现碳中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前提是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开放。

李俊峰认为，东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是要解决好能源偏煤、结构偏重和效率偏低的问题，不能在“重”字上继续做下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解决碳达峰的综合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麻烦，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有办法的。通过技术和机制创新来解决碳达峰的问题，但是要有创新的环境，留住年轻人，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不能总把老工业基地挂在嘴上，只有放下老工业基地这个历史包袱，辽宁、沈阳，乃至整个东北才能迎来新生。国际历史上的工业重镇，例如汉堡、曼彻斯特、匹茨堡，以及鲁尔，都是重工业基地发展转型的鲜活案例。

李俊峰认为，东北对自身的定位、发展形势和应对措施应该有一个研判，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碳达峰、碳中和是大势所趋，不论是国家，地区、城市，还是企业，在全球碳中和的过程中都不愿意成为一个孤岛，只有直面挑战，才会赢得未来。

据悉，东北振兴大讲堂以关注东北全面振兴、聚焦东北重大问题为宗旨，通过邀请国内外高层次专家作专题报告，为东北地区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提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的改革思想、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案例。

文章来源：中新网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