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有关广义产权理论、人本经济学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中国东北转型通论》等学术理论著作。被相关学界推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和“广义产权理论的拓展者之一”。
很开心与朋友们一起进行思想交流。四年前，我曾经在这个位于京城的学习俱乐部与大家交流过。那是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我提出一个研究报告，叫作《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那次讲的研究报告是“三型”，即“人本型发展、要素型改革、制度型开放”。
今天，换一个新的话题，题目是：《“十五五”新征程与厘清四个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分成两大部分来讲，前半截讲我的“十五五”新征程研究思路，后半截讲“厘清四个问题”。
一、“十五五”新征程研究思路：见天光，接地气，立新本
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先就新征程做一个“导论”，九个字：“见天光，接地气，立新本”。围绕此，讲什么呢？讲2026年1月出版的这本新书——我与朋友合著的这本新书，叫《创新立国，全球共赢：“十五五”规划新征程》。我个人负责撰写的，只是第一篇“理论创新篇”。这一篇，我把思路简述一下。
去年（2025年）上半年，就对“十五五”思路进行研究。先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在《浙江日报》理论周刊2025年5月26日发表，这是一篇“初探”的文章。继而，又发表第二篇：《“十五五”期间经济发展要补上四个短板》，针对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短板，提出要补短板。
在这样一个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下半年，就开始和几位新老莫干山学者一起，写一本新书，就是刚才说的《创新立国，全球共赢：“十五五”规划新征程》。我个人负责写第一篇“理论创新篇”。这本书今年1月份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1月10日在北京曾经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我今天就把这本书我负责写的“理论创新篇”，也是前三章里边一些主要的观点，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一）见天光
所谓“见天光”，就是把握人类三大潮流及其影响。先概括讲三大潮流，再展开讲。
第一个，就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它决定着我们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发展“新的赋能”从哪里来？新的动力源自哪里？怎么样让新动能投入社会生产，以便实现“创新立国”？《创新立国战略》是我主笔的一本著作（2013年出版）。怎么实现创新立国？重点是涉及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潮流，是经济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潮流。
国内我们叫市场化，同时呢，国际上我们要在更大范围拓展全球化（至少是“次全球化”），这是一个大的潮流。它决定我们中国的发展格局怎么样向更大的空间来拓展，一起要走向“全球共赢”。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格局。
第三个潮流，人本主义潮流，或者叫人本价值回归的潮流。
这个潮流决定着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归谁所有？这是涉及我们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涉及上层建筑。
概言之，这三个潮流，一个关乎生产力基础，一个关乎生产关系，一个关乎上层建筑。
我下面就简要地把这三个潮流展开作一个分析。
第一个潮流，人类新技术革命的潮流，特别是数智化这个潮流。虽然从全世界来看，现在有所谓“科技壁垒”，有“小院高墙”等等，有各种人为的阻隔，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新技术革命这样一个大潮是不可阻挡的。
从全球来看，局部的战争是有，例如现在就有什么美以伊战争、俄乌冲突等，但是我认为，未来博弈的主战场恐怕更多地转向科技与经济。因此，这里边孕育着一个课题：我们要研究“未来全球竞争的新范式”。我们要关注这个科技革命的潮流。
2024年的时候，我曾四次到杭州调查，了解并进一步分析科创“六小龙”，包括宇树科技以及DeepSeek，群核科技等。去年1月13日正好是浙江省开两会，《浙江日报》理论部主任潘如龙博士约我访谈，让我给浙江提建议，我就提了《科技、产业、生态：我的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全省推广DeepSeek模式”，也叫“深度求索模式”（简称“求索模式”），在去年1月13日的《浙江日报》上公开发表。我没有想到15天之后，DeepSeek在美国纽约首先引起关注，而后在海外爆火。这篇东西，也引人关注，当然也听到一些朋友说：“你怎么早不告诉我？”我说，我也看不清楚，不知道DeepSeek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规划建议》、全国人大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之后，今年4月，我再到杭州调研。这次调研的第一个单位是蚂蚁科技集团。我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今天的蚂蚁集团已经不是当年的蚂蚁了。20多年前，即2004年它才开始创办，开始搞“支付宝”，后来发展到“蚂蚁金服”，现在已经发展成“蚂蚁科技集团”。现在全集团有4.1万人，其中科研人员占60%，即有2.5万高科技人才搞研发，我看了以后颇有感慨，所以在当天微信日记写道：《蚂蚁，已经变成“大象”否？》。从国际来看，5月8日英伟达（NVDA）总市值高达5.2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最大企业，其主要不是靠厂房、装备等传统重资产，而是靠黄仁勋的技术远见、AI团队人才及算法、生态等数智化新动能。这是科技革命方面的一个潮流。
第二大潮流，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潮流。
当然，从全世界看，现在有单边主义，有保护主义，有这种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我个人认为，经济国际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今年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要在中国的深圳召开APEC会议，这是我们中国作为主场来召开的一次高层次的国际会议，现在已经研究确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且合作优先领域为：“开放、创新、合作”。这意味着开放是世界繁荣的生命线，创新是世界繁荣的动力源。
从我个人研究所得知的情况来看，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而世界各国之间分工的逻辑，是否会从效率优先转向“包容、安全、韧性和科技自主”？而且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我觉得有几个新的情况，比如像数据跨境流动问题、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技术标准的一体化问题，等等，这些将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
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五五”新征程，一定要拓宽视野，要有“全球共赢”的国际视野，一定要寻求全球共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到海外也讲“全球共赢”。举个新的案例：就在上月杭州调研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典型，就是一位山东籍人士，当年做“九阳豆浆机”起家的，现在在杭州进一步发展。我去杭州的城东下沙一带考察发现，它已经发展为“九阳集团”。在调研中详细研究了九阳集团。我给它总结了“四步走，把根留”：其中第三步，“走向美国，根留中国”。它收购了美国的一家家用电器公司，干什么呢？为他自己的厨电（厨房电器）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径，而且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本土企业，正在出海走向国际化。这是第二个潮流。
第三个潮流，人本主义潮流，或者叫“人本价值回归”潮流。当今世界，虽然有权贵主义，也有物本主义、有民粹主义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人本主义这股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理论支撑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所写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非常闪光的话，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我当初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时，谷书堂老师教给我“读原著”留下的印象。我很关注马克思原话说的“每个人”，它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每个人”；是“自由”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这里边“每个”和“自由”两个词儿是不可省略的。
现在有的把它简化成“人的发展”，我个人觉得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每个人”，“人”是抽象的，“每个人”是具体的；是“自由发展”，发展是可贵的，但自由发展是价更高的。马克思说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今天，研究人类这个第三个潮流，理论根据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其他世界上进步的思想家中，也有类似的人本主义思想。
比如说，法国的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他在《新发展观：基本原则》（1983）里就提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全面协调推进”，是人本主义的发展。
再一个更明显的，大家所熟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他的获奖作品《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文版，2003），明确提出了“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
这都是人本主义的一些名著。到今天，我认为人类的资源配置应该围绕人的生存、发展、尊严、幸福来配置，把生产要素从一个“生产的工具”升级为“人的发展条件”。
现在归纳一下上边这三个潮流，三句话：第一句话，新技术革命是动力；第二句话，全球化是舞台，是我们施展才华的舞台；第三句话，人本主义是我们的方向盘，也是我们的目的地。这就是我讲的“见天光”，即三道人类发展的潮流。
（二）接地气
所谓“接地气”，就是“十五五”研究以及整个规划的展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准确把握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方位。古希腊不是有“哲学三问”吗？“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著名的哲学三问涉及到我们：“我是谁？我们中国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一会儿我在第二部分分析。
“接地气”中，另有四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清，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展开讲。这里我只说一个大原则，就是要“接地气”，要符合中国的实际。
（三）立新本
第三部分就是“立新本”。我只能说一说我写这本书“理论创新篇”前三章里边一些主要的内容。
第一章，《“十五五”时期：历史定位与三“重”趋势、短板与建议》。第一节，就是要把握“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中国的历史方位，一开始要研究这个问题，一会儿我要讲。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是我的所谓“三‘重’趋势”——就是四年前（2022）我在学习俱乐部讲的“三型趋势论”，现在，我又进一步把它发展，加了一个“重”字。这“三重”就是：“发展重人本、改革重要素、开放重制度”。我的“十五五”发展思路，就是沿着这个逻辑展开的。关于“发展重人本”我将在第二部分专门进行分析。
在第一章中，围绕着“改革重要素”，我和蔡继明教授等合著一本书《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2021年开始写，2024年完稿，2024年12月有关部门审定通过——因为出版社要加上一个“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必须经上级审读批准——2024年12月这本书出版，2025年1月正式发行。
《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有机会再讲，很高兴告诉大家，2025年9月11日，国务院已正式批复同意“在全国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我看了一下，涉及10个省（市）、27个城市（或城市群）。现在这个试点已经全面展开，这是“改革重要素”。
至于“开放重制度”，请注意：我国对外开放经历“商品、资金、信息、人员、技术”五流开放阶段，当前全面迈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对接。其中，CPTPP规则标准显著高于传统WTO体系，对我们国内制度、产权、要素、竞争规则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章，题为《包容性改革：“十五五”发展改革战略的理性选择》。缘于我的一部学术专著，《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简称《包容性改革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有意思的是，出版12年后，2025年的9月，这个命题被重新提出，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体改研究会的“中国改革网”，全文转发了我于2013年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第6期发表的一篇阐述这本书内容的论文，题为《将包容性改革作为战略选择》。这篇文章被重新刊发以后，引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朋友的关注。所以这次写《创新立国，全球共赢：“十五五”规划新征程》这本新书，就把“包容性改革作为下一步发展改革战略的理性选择”，专门辟为第二章。
第三章，题为“四脉联动：促进‘创新立国战略’的顺利实现”。《创新立国战略》是我在2013年主笔出版的一本书（学习出版社等联合出版，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丛书）。经过十多年，我把“创新立国”又发展到“四脉联动”。四个脉：一是“天脉”，二是“命脉”，三是“人脉”，四是“心脉”，我稍微展开一下。
第一个，所谓“天脉”，就是把握当今人类新技术革命的天时之脉，这个天脉我们要把握，这是“时代之脉”。
第二个，把握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与产业“融合”创新的“命脉”所在。一个是科技自主创新，一个是产业变革创新，中央一再讲这俩要融合在一块，这是我们国家下一步科技和产业的“命脉”所在。这个命脉所在，我把它形象地表述为“两手抓”：举起你的左手，优化、提升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基础）。举起你的右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个是传统的，怎么改造发展、优化提升；一个是新兴和未来的，我们怎么样培育壮大拓展。这里边它蕴含的意思，就是要寻求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支撑我们国家的命脉。
第三个，就是“人脉”，组织起宏大的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大军，而且是新军。
第四个，是“心脉”。即人们的心灵世界，我很关注这个心脉，因为真要创新，就要让创新者“心灵放飞”。这一部分讲的是如何让创新者心灵放飞，成为一代“超限制的新人”。
所谓“超限制的新人”，我给它的定义就是“超越旧式条条框框限制的新人”。这个观点是我在1998年《21世纪初中国企业创新探讨》这篇文章酝酿构思的，后来在《人本体制论》和《包容性改革论》这两本书又接续论述。对这个“超限制的新人”的论述，书里边有一个图片，就是关于TikTok的（母公司是字节跳动，在北京）。字节跳动的创始人，是南开大学校友张一鸣先生。在海外，TikTok受到美国官产学三界的重视。我从TikTok这个典型案例看到，在海外面对一些责难，TikTok的总经理周受资先生在美国国会的答辩，展现了一代“超限制新人”的这种风采。这个《从TikTok看一代“超限制新人”》的视频，在学习俱乐部曾讲过，2022年“一乘”在网上发布，流传比较多。我拿这个作为支撑心脉、支撑人脉、促进创新的一个案例。
第一部分，“见天光、接地气、立新本”，讲得比较简练。
二、新征程需要厘清的四个问题
第二部分，讲新征程需要厘清的四个问题，下面一个一个地分析。
（一）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
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明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定位、发展目标，是“十五五”新征程必须厘清的第一个问题。我之所以在《创新立国，全球共赢：“十五五”规划新征程》这本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们中国现在到底处在什么历史方位？”——是因为它对于制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略至关重要。
为什么要写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呢？针对目前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一种论调说，“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
这种论调前几年也有，去年以来，在研究“十五五”规划的过程当中，我依然能听到这种观点。请注意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国家在全球有关会议上主动地提出，在WTO这个框架里，中国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待遇和优惠措施。这本来是我们中国调整WTO具体谈判的方略或叫策略，但在我们提出一个“不寻求新的特殊待遇和优惠措施”之后，海外就有些人炒作说，“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国际上提出我们不寻求在WTO里边新的特殊待遇和优惠措施，我认为主要是我国出于一种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做，不等于自我认定为发达国家。那是一种误读，国际上有，国内也有。
在国内，我认为还有一种误读，误读了有关的材料。我就在网上看到这种舆论，说我们国家已经“初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总之还是归到“发达国家”里边。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准确。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一起讨论：怎么样准确地、客观地来把握我们国家现在和未来五年的历史方位。这很重要。根据我个人所研究得到的有关资料的分析，归纳起来，认为“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它是包含一系列综合性指标体系在内的概念，它是一个综合性范畴，不仅仅是单一的方面。
具体来说，把各方面的资料——包括联合国的、世界银行的等等，归纳一下，梳理出五大方面的指标：
第一方面，高人均国民收入与高生活水平，这是放在第一位的。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首先一条就是这个。那么，所谓高人均国民收入高到什么情况？用什么数量体现？我看到的资料是，通常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一年3万到4万美元；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一般的低者也得2.5万美元。曾探究：有没有所谓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标准？没有明确的理论标准，那怎么得出呢？看现在被国际组织列为发达国家行列中的最后一名，是多少？最后一名人均国民收入是2.34万美元，因此形成2.5万美元这个起码线。而我们现在还没达到，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指标，高度的工业化与多元化的经济。这就涉及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能单一地靠着某一种单一资源来发达。比如说最典型的中东几个产油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等，它们是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的那个名单里边把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都列入“高收入国家”，但是没有把它们列入“发达国家”。因为“高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有交叉，但是有区别。高收入国家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发达国家肯定是高收入国家，但是高收入国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把这俩概念要分清楚。沙特阿拉伯这几个产油国富得流油，但是世界上并不把它称为发达国家，而只说它是高收入国家，为什么呢？因它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它是靠着出售资源来致富的。所以很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多元化。这是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要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先进技术设施包括数智化的这些人类最新的基础设施。中国在这方面有些比较先进，比如说我们的高铁在全世界是排在前列的，中国的5G基站与网络也是很发达的，一些基础设施应该说走在前面了。当然，在数字化这方面，我们正在跟先进国家进行着同台比赛，这是第三个，基础设施。
第四个，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注意这个指标。什么叫“人类发展指数”？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里就提到过，从人本主义出发，要讲人类发展指数（英文缩写HDI）。我在书上的原话是：“以人的能力扩展为核心的人类发展理论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晶”，“人类发展指数应运而生”（书第10页）。
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它由三个指标来构成：第一个人的生命与健康状况；第二个是人受教育的状况（教育水平、年限、质量）；第三个是人均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把这三个组合起来加权平均，得出“人类发展指数”（HDI）。我在2008年书里说，既然人本导向，就不能不讲“人类发展指数”，不能不关心人的生命健康，不能不关心人的教育和文明，不能不关心人的收入和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我现在最新的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上，2012年中国排在第101位，经过这十几年努力，我们有进步。到什么程度？最新的排行榜，我们中国在全世界排在第75位，等于是一个中间状态。这样一个格局与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位相比，还是有一些落差。
当然我们人多，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它讲的是人的生命健康，讲的是教育水平，讲的是人均国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老二”与“人类发展指数排在第75位”之间，这个落差应进一步缩小。
而且，研究到此，感觉一个问题：知道中国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者甚众，而知道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联合国排在第75位者甚寡。众寡之间，有更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反思。
要重视“人类发展指数”，不能只看GDP总量这个指标。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时候，除了用GDP这个指标之外，建议“增设人类发展指数”，这并不是要取消或者替代GDP指标，而是补充增设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因为发达国家这个概念范畴里边，它内含着”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这个命题。
第五个指标，就是社会治理结构，包括社保体系等社会这一块，就不多讲了。以上五个方面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全面概念。
目前，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亚洲48个国家和地区里边，只有四个国家是被认可的发达国家，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其他有些国家尽管收入也很高，但是用这五条标准来衡量还不够。研究搞透这个问题，就使自己下一步目标更为清晰。我们要非常清醒地看到到底差距在哪里，而且今后怎么走。
这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定的规划，到2035年，在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方面，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多少呢？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GDP总量是140万亿元人民币，人口是14亿多一点，如果整14亿，那正好平均一人10万元，14亿人还多一点，计算的结果是99665元人民币。所以我请诸位记住这个数，中国现在人均GDP是99665元，说大数10万元人民币。不是个人收入，而是人均GDP，再把这个人民币折成美元，（因为世界是用美元来计价、来比较的），按照去年全年的平均汇率计算，是13953美元。
这个13953美元，与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底线2.5万美元相比，还差1万多美元。与现在国际上公布的那个最后一名发达国家23400美元比，也差1万美元。而且，这还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个单项指标。
因此，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未来我们两步走：第一步，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已经正式写入党中央的“十五五”建议，以及今年三月份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再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的目标。
基于现状分析与目标设定，把它分解一下，我这里写了三条：第一，现在面临着“由大到强”的转型；第二，提升人均的指标；第三，增强综合国力。我们体量很大，但是我们要由大到强；我们的总量指标很高，现在要提升人均的指标；还有增强综合国力。
这是第一个命题，如何准确地把握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要清醒，不要有浮躁的情绪，要很理性、客观地认识“我是谁”，现在处在什么阶段。第一个需要厘清。
（二）瞄准“居民消费率”这一“靶心”
为什么我提出一个“靶心”呢？根据我这十几年，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研究，我认为，我们现在讲“扩大消费”，“提振消费”，“提高消费”等，关键是这里抓哪个率？“打枪”要打在“十环”上。
那么，“靶心”是哪个？根据我的研究，消费问题有五个率。简要说一下：
第一个，经常使用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简称“社消零”，它反映什么呢？反映社会消费品在一个时期卖出去了多少，比同期增长了多少。
第二个率，“消费增长率”，不只是消费品，整个消费比如今年比去年提高了多少，反映动态变化。
第三个“消费贡献率”，是说消费这个“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它拉动增长的百分比是多少？
第四个，“最终消费率”，不管是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放在一块，“加总的”最终消费率。
第五个率，居民消费率，专指“居民的消费率”。
这五个率，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用处，即各能说明不同问题。但是作为“靶心”，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是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呢？这里做一个简要分析。
所谓“居民消费率”是指什么呢？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支出法GDP的比值，分母是支出法GDP数据，分子是居民的最终消费。
为什么我说前面指标有一定道理，但是有其局限性呢？我只举一个例子，举现在比较流行的指标来做一个说明。现在我们的媒体（报刊、电视台）、领导关注点等，用的指标多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社消零”比去年同期增长多少。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这个指标有明显局限性，它少了一大块，也多了一大块。
其一，它少在哪呢？请注意“社消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有个“品”字，就是“物品”，商品卖出去多少？增长多少？但是，今天老百姓的消费仅仅是“品”吗？根据所了解到的资料，目前中国居民在整个消费当中“服务消费”已经占到46.1%，就是说老百姓每花十块钱消费，四块六毛一是花在服务消费上，不是买物品，而是买服务，像旅游、像文娱，像乘火车、汽车、飞机这种运输服务，像休闲，像手机网络支付等等，这些叫服务消费。但是，这些服务消费，在“社消零”指标内，除了餐饮服务外，都不包括。这明显滞后，因为现在服务消费增长得很迅猛，如人的体验消费，并不是吃物品，我要体验，心理感受，用时髦的话叫“情绪价值”。那些情绪价值很多来自服务消费。所以这个指标少一大块。
同时，它又多一大块。多在哪一块呢？这是我在去省里调研时，不设县的地级市朋友反映的。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在省上评比，其中我们的社消零指标在后头。”我说问题在哪呢？“我们直接到乡镇，没有设县，没有县就没有县一级政府的消费。”这使我受到启发，就是说社消零它不看购买对象，只要这个商品从商店卖出去，卖给谁了都算社消零。这样一来，我就感到一个问题：现在这个社消零里边多了一块不是居民的消费，或者说，非居民消费掩盖了我们居民消费率低的这么一个现象。
刨根问底，到底现在“政府消费”这一块在整个国家100多万亿的GDP里边占百分之多少？得知是15%左右。那么居民消费占多少？这有个表《2015年——2024年居民消费率国际比较表》，这个新书上有（第14页），出版社保留了这个表。可以看到，中国的居民消费率2015年为37.97%，一直到2024年最新数据39.92%，也就是说37%点几到39%点几，这十年没有一年超过40%。那就意味着一年创造100多万亿的GDP，落到老百姓最终消费上不到40%。人们会问，那60%多呢？继续追问，政府消费率占多少？经过各方面的资料搜集测算，大体得知占15%。那就是说居民消费率不到40%，政府消费率15%，这俩加起来55%。55%叫什么？叫最终消费率，有居民，还有政府。
但是，国际上，横向比较只比居民消费率。表上看，中国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美国、欧洲（法国、英国、德国等）、日本等等，这不用说，因为它们是发达国家。可是，这个表上显示，我们也低于印度与巴西，这有点不可思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低于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低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所以，我这里作一个结论，请看我的PPT，我说社消零增长率有局限，既少一块，又多一块。另外其他指标，比如说消费增长率，那是动态的，今年比去年增多少；消费贡献率，“三驾马车”它拉动多少，那是贡献率，而不是指居民消费率本身。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研究消费问题，要抓实，要瞄准“靶心”，要打“十环”，“十环”在哪里？就在居民消费率。
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我在《人本体制论》（2008年版），提出“人本导向”，建议增加人类发展指数。随后，根据《人本体制论》观点，写了一篇《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本新书附了此文章的出处）。在文中明确建议：国家应“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文章发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的《宏观经济管理》杂志2010年第6期。接着，2015年我在第二本人本思想专著《人本型结构论》（安徽人民出版社第5页），再次建议：“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
现在有了好结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定》建议书，明确提出“十五五”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看到这我很振奋，中央讲的不是一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而是“明显提高”。中央这个建议，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或者叫“以人为本”的思想，它有助于“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而且，在当前提出这个“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内经济的韧性，保持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范和应对国内外的风险。因为内需是我们的“底盘”，而内需里边消费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中央在“十五五”规划里边明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部署和判断。
（三）关于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中“投资于人”的投向和模式问题
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有个很重要的提法，就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投资于物”是几十年一个老生常谈，新东西是“投资于人”。那么就要研究：第一，投资于人投向哪里？第二，投资于人怎么个投法？即投资模式问题。我对此做过研究，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书中，就涉及“投资于人”的问题。
根据这本书出版之后十八年的变化，在《创新立国，全球共赢：“十五五”规划新征程》这本书主要写了八个领域：第一，“一小”问题，即育儿，我们国家现在急需解决“一小”的问题，要后继有人，而且源源不断；第二，教育问题；第三，就业和收入问题；第四，医疗健康问题。第五，养老服务问题；第六，居民住房问题；第七，残障人士的保障问题；第八，退役军人安置和服务问题；第九，其他。
这里边既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也包括非基本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样来全面把握这个投资于人的模式呢？我在《人本体制论》这本书提出了“三合一模式”（见2008年版，第323页）。以医疗健康服务投入为例，阐述怎么投？谁来投？什么模式好？所谓“三合一”无非就是政府是一方，市场是一方，社会是一方。具体来说，书中把对人的投资分成基本的和非基本的，然后用三句话概括：
第一句，“政府管基本”。管基本的主体是谁？是政府。政府管什么？管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块。比如说，基本的医疗、基本的教育、廉租房之类的住房、基本的养老措施等等。凡是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负责。这就是中央文件反复讲的“兜底机制”。谁来兜底？政府来兜底。而且要把这个“底”兜住。如果政府没有兜住，在这方面就是失责，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进行质询。这叫“政府管基本”。
第二句，“市场管超值”。基本公共服务以外超值的那些部分，谁来负责？交给市场，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也可以，甚至外资企业也可以。例如，你想得到更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吗？请到市场化医疗机构可以。“市场管超值”，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句话，“社会管广济善助”。“广济”（广济寺的广济），广济善助的主体不是政府，也不是市场，而是社会慈善组织，是不是？在医疗、教育领域，好多人捐款办希望小学；至于养老的，也有很多慈善机构做，这方面潜力很大。
归纳起来完整的“三合一模式”，叫“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建”。“政府管基本，市场管超值，社会管广济善助”。聚集各方面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把“投资于人”这个中央部署落到实处。如果有兴趣，可看我的《人本体制论》2008年版第323页，不展开讲。
（四）把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准确内涵及其作用机理
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很关键。在这里想跟大家交流：怎么样准确地把握市场与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与作用？怎么把握好？
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灵魂”是什么？简要谈谈我的看法。所谓“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说到底是一个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个重要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国家从1984年到现在2026年，四十二年来上了四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此会前，即那年9月3日到9月10日，在浙江的莫干山召开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改革理论讨论会”（史称“1984莫干山会议”），我当时有幸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一个多月后，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革决定》。在那个《决定》里边，明确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模式，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核心词是“商品经济”。但前面“有计划”，是在政府计划下的商品经济，有点折中。那政府跟市场是什么关系？它是一种“试图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机制模式”，这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它毕竟提出了“商品经济”，毕竟提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个台阶，九年之后，请注意，到了1993年11月，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第二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又一个《改革决定》，这个改革决定明确提出了一个命题，叫作“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请注意这三个字：“基础性”。这是党的文件里，第一次明确提出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比那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显上升，但是这个“基础性作用”这个词，有其前进的一面，也有漏洞的一面，它没有明确回答“谁起决定性作用”，只是说市场是起一个基础性作用。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谁？这个问题没有明确，文件没有说“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它有理论漏洞。
第三个台阶，又过了20年，注意是到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般的我们就简化成“市场决定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里边，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权威的称谓给了市场。
第四个台阶，从2013年又过了11年，到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前面第三个模式基础上又前进一步，怎么提法呢？新的提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截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文件，仍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发挥……”的基础上，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梳理以上，大家可以看到，42年来，国家最高决策层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法的提升。看一看，我们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新台阶、新阶段、新模式。最新的模式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在中央提出这个命题之后，个人从学术角度继续探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怎么样切实结合（既然已经提出了结合，这里边有哪些需要探讨的地方）。这就涉及怎么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思路，有什么新的思考呢？
我这里谈个人的想法，叫“三性一魂一边界”。
首先，我认为这里要分清楚“有效”和“有为”这两个概念“三性”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行为的“时序性”（即时间顺序）。在我看来，“有效”的“效”是事后的，事后看效果；而“有为”的“为”，是事前的或者是事中的，不是事后的。把握这个时序性很重要。一个是有效市场，它是事后来看；而政府有为，是事前或者事中的。
第二个，“主客观性”。市场有效的“效”，是客观的范畴，效果怎么样，那不是主观臆定，它是客观的；“有为”的“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行为（应符合）。
第三个，“可度量性”，即能不能度量。“有效”的“效”是可以度量的，我们经济学界有很多度量指标。比如著名经济学者王小鲁先生，每两年出一本《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在市场和政府关系方面，国有民营经济的比重方面，它有一个可以度量的市场化指数。而“有为”的“为”，如何度量，应该进行深入探讨，但一般来说，我得到的情况反映是比较难以度量。我在2025年11月某个国际论坛上谈可度量性，有的朋友当时举了个例子，说政府“有为”的“为”，就好像是阳光和雨露，很形象。但会上讨论说，阳光的“光”多大为好？雨露的这个“雨”多大为好？这个东西怎么恰到好处，怎么度量？我认为这比较复杂，我们需认真讨论。
以上是三性论：时序性（一个事后，一个事前或事中）；主客观性（一个客观，一个主观）；可度量性（一个可以清晰度量，一个比较难以度量）。这是“三性”。
第二个，就是“一魂”。今天，我们把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一定要把握中央文件最新的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灵魂”。灵魂是什么？就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强调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决定性”给了市场，而且是“充分发挥”，这是“魂”。当然，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改为“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这是最新的论断，如果离开这个精神去讲有效和有为，可能容易出偏差。
最后一“边界”，就是“厘清二者作用的边界”。上面原则上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方面都已兼顾，但是，在实践中怎么操作？我在书中谈了个基本思路：凡是市场能够做而且能够做好的，交给市场；凡是市场不能做或者做了失灵的地方，交给政府。
这个边界是可以把握的。一般来说，经济活动能够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尽量让市场去做。但有些方面，第一，中长期规划，如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这个市场做不了，这得政府做；第二，宏观调控；第三，公共服务；第四，市场监管；这些事情市场难以做。尤其是在最新“数智化”经济发展迅猛的情况下，平台怎么发挥作用？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
总之，我说市场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与此同时，政府它还有自己的作用机理。中央新提法：“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探明究竟怎么样搞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26年5月9日）
文章来源：公众号 学习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