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国企增强活力与民营做大做强:“两翼齐飞”战略

  (一)国有企业“一翼”如何“增强活力”?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形成的国有经济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习近平一再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5年7月在吉林省考察时又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

  笔者在前面指出,东北经济困境,不是依靠上多少基建项目或资金扶植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而其要害在国有企业,是东北沉重的“翅膀”。多年来,从上到下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并试图在困境中突破。在1997年,笔者也曾对吉林省(长春、四平、吉林以及吉林油田等地)调研,并撰写了《在困境中“突围”》一文,但是从现在来看,东北国有经济依然没有“突围”成功。

  几年来,东北改革的“攻坚”之战打得十分艰苦,至今在一些方面改革仍处于“胶着”状态。要走出困境,须寄希望于实质改革。正如2016中央关于东北的文件重申的,“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策”。而核心问题是国资国企改革,必须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啃国企改革“硬骨头”。针对本文第二部分所揭示的国有经济活力不足、效益不佳的问题,这里就国有企业“一翼”如何起飞提出5点意见。

  1.改革基点:打造“市场主体”,切实“增强活力”

  为什么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点放在“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进而“增强活力”?1994年笔者在主持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成果《现代企业创新论》中曾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由原来排斥市场的‘社会巨型科层’组织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具体到微观运行层次,就是把国有企业从庞大的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塑造成真正的企业组织。”今天,中国国企面临的最大的课题,依然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将自己打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如果打造不成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确立。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制结构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为探索国企改革,多年来三省走过了从企业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辽宁创造)、企业破产制,到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沈阳金杯曾率先探索)的道路,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国企至今并未打造成市场主体。鉴于此,必须紧紧咬住“市场主体”这个核心命题,切实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使其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

  有论者主张东北必须以“做大比重”为核心命题,动机是好的,但于此地的实际并不完全符合,要实事求是分析。

  前面曾提供数据: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比重:黑龙江64.69%、吉林54.09%和辽宁45.8%,三省算术平均54.86%。不仅远远高于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而且远远高于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全部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在这种特殊的经济区域中,国有经济比重已经不低了,应重在“增强活力”,而不宜以“做大比重”为主要目标。

  对此观点再做三点说明,以免引起误解,以讹传讹:

  第一,是局部不是全国。这里有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里讲的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问题,并非讲的全国。就全国来讲,2015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里不谈面上(普遍性)问题,而讲特殊性问题,即东北三省的问题。

  第二,是“片区”而非某个特定“企业”。这里有个“片”与“点”的关系问题。上述观点,是就区域讲的,不是讲的某一个国有企业。就某些优质国企而言,该“三做”(做优、做强、做大)就“三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是“比重”而非“控制力”。比重与“控制力”有关系但是两个概念。在中国,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石,主要在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在东北地区重在“增强活力”而非“做大比重”,并不意味着失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带动力,相反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

  这样说,与东北国有企业的根本矛盾有关。国有资产比重如此之高,经济发展却持续走低,甚至出现整体亏损,为什么?表明东北国有企业的根本矛盾是活力不足、效益不佳。只有“增强国企活力“才是根本出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给东北下的文件, “经”很好,但念得“不准”。文件下达后,笔者5次到东北调研(2016年5月、7月、8月、9月、12月)了解的实际情况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仍旧沿袭旧的思维,并未全面贯彻落实7号文件。政令虽然出了“中南海”但是没有“落地”,这种惯性运作应该纠正。要突破其中传统理念和既得利益的掣肘,切实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而不是靠别的规律来获得“起飞”。

  2. 按两个系列分类推进:高飞、升级、停飞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其中,商业类又分成“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和“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商业类”;公益类是指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类别。据此,经济界一般把国企归纳为三类,即公益性国企、垄断性国企(包括自然垄断性国企和稀缺资源垄断性国企)、竞争型国企。以上是功能类别系列。

  还有一个是按照经营状况,特别是盈利亏损情况分类,大体分为优质、中间和劣质企业。应按照国有企业功能类别和经营状况两个系列分类推进改革。鉴于三省地方国企主要是竞争性国企(垄断性国企主要在央企),可按照“做优、祛劣、提升中间”的分类思路推进:所谓“做优”,就是把优质企业做优做大做强;所谓“祛劣”,就是祛除劣质的企业;至于中间状态的企业,要提升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3.当前焦点:以“产权人本共进论”处置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且无望恢复生气的企业。据查“僵尸企业”一词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僵尸企业”这个提法,可以意会,但不可深究,它不太准确,不太严格。如果所说“僵尸企业”真的成了“尸体”,真的“寿终正寝”,不再吞噬国家资源,不再吞噬人民血汗,那倒也是 “不幸之幸”。但现在的问题是,它没有成为“尸体”,而是继续以活体的形式给它“输血”、“输氧”、 “输液”,它继续“吞噬”人民的财富和血汗(即“吸血”的长期性和依赖性)。笔者认为它不是“僵尸”的 “尸”,而是“吞噬”的“噬”,把它叫做“僵噬企业”更贴切。

  中国有多少“僵尸企业”?据国务院国资委报告,三年内要清除345家“僵尸企业”(这里都是国有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无人给它“输血”、“输氧”,有一种自我淘汰机制)。目前,东北地区国企问题的聚焦点,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中的某些“僵尸企业”上。2015年7-8月,我在东北调研时获知,仅东北地方国企就有好几百家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不少属于“僵噬企业”。这些“僵噬企业”已成经济的“毒瘤”,已经吞噬并且将继续吞噬大量的宝贵资源。我们不能只重视“显性”的国有资产流失,而忽视这种“隐性”的国有资产流失。现实是,重视“显性”者众(这是对的), 重视“隐性”者寡(这是不对的)。

  如何处理“僵噬企业”?笔者于2010年出版了《产权人本共进论——关于国有制改革》一书。书中所提到的“产权人本共进论”的思路可以用于处理“僵噬企业”问题,一则解决“产”,一则解决“人”。具体来说,十个字:“保人不保企”、“淘企不淘人”。第一,对于“僵噬企业”坚决不保,该拔掉输血管的拔掉输血管,该拔掉呼吸机的拔掉呼吸机,不能再优柔寡断。第二,对于“僵噬企业”里的员工,要采取“保人“的方针。笔者从1986年起研究人本经济学。按《产权人本共进论》观点,对员工一定要保护、要尊重,多种渠道实现再就业或社会保障。

   4.根据新的情况探索完善国有企业新的治理模式

  习近平2014年底在分析国企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特别是有的国企内部管理混乱,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企资产现象大量发生,从近期揭露出来的一些国企中发生的腐败案件看,问题触目惊心!东北问题尤甚,为此,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探索完善国有企业新的治理模式。

  一是按《公司法》规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国有企业已经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形成的组织架构,但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和经理层的管理作用发挥不够,随着下一步引进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等改革的实施,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突出出来,建立公司现代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二是建立企业经理人员市场化选拔任用机制。东北地区受传统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不少地方“错把经理当官员”,尚未形成企业家市场选择和配置机制。可采取党组织“管资格”、企业家“参加竞聘”、董事会“择优选聘”的办法。实行企业家与企业双向选择。

  三是寻求企业党组织建设与完善公司治理的统一。如何统一得更好,需要继续摸索。

  5.建议设立“东北国企改革先行试验区”

  2015年笔者曾建议中央在东北设立“国企改革综合实验区”。如果按照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的思路,国企改革很难突破。应该像当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办法,划出一个特别区——“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验区”,突破现行的体制和政策,用非一般的做法推进改革。搞是势在必行。但搞几个?搞多大?特别是搞到什么力度上?需要高层研究。

  (二)民营经济“一翼”如何“做大做强”?

  民营经济是东北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东北地区指出:“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使民营企业成为推动发展、增强活力的重要力量。”如何促进东北民营经济起飞呢?

  1.“两平一同”:为民营经济起飞“开拓跑道”

  所谓“两平一同”:一是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包括信息)、管理。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融资难、贷款难,拿到土地也难,应在使用生产要素上平等。二是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做到起点一样、环境一样、负荷一样(现在东北企业办的社会机构仍近千家,负荷大不同)。一“同”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里面的问题最多,民营企业的资产应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而为民营经济起飞“开拓跑道”。

  2.市场准入:鼓励民营“飞”进垄断性行业领域

  放开市场准入,应遵循“非禁即入”的原则,即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目前东北有些基础设施部门的民营资本投资微乎其微。在国家加大力度支持东北地区振兴的形势下,应大力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垄断性行业领域,尤其是中央已经放开的电力、电信、交通(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食盐等领域,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否则,国家加大东北投资,可能还会复制原体制,惯性运作而已。

  3.稳定预期:保障民营企业“安心飞行”

   现在,东北不少民营企业出现“预期”和“信心”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与缺乏产权保护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关系。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尤其在近年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这个制约力更加突出,引发的后果比较严重。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中央颁发的系统性产权保护文件。强调依法保护产权,有利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下一步必须严格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以便保障民营企业“安心飞行”。

  (三)探索国企与民企的交融发展

  1.由“包容”走向 “交融”

   前面分析的国有与民营,还是按两个板块“包容”在一起展开的,在新阶段,不仅要包容,而且要走向交融。包容是互不排斥,各自独立;交融是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包容基础上进一步交融的形式之一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3年,笔者曾发表一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文章,主要针对产权结构的“三性”,一是“单一性”,即把中国经济看成“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将非公有经济视为与公有制经济格格不入的“异已力量”;二是“封闭性”,即把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结构看成是一种封闭的系统,排斥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渗透,更谈不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融合;三是“凝滞性”,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结果导致产权流动和交易的僵滞。

  10年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宏观层面审视,不仅就经济体制而言:混合所有制是公正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产权基础。 而且从社会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共生”体制的经济支撑,尤其是从东北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寻求由“包容”走向 “交融”的突破点。

  2.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实行“四线并进”

  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实行“四线并进”。

  第一条线,立足于国有企业,吸引民营资本、外资与国有资本融合。国有资本是东北最重要的资本力量。建议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东北经济的微观基础来构造。按相关规定,国企应集中于安全类、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类、命脉类和特定任务类等主要经营业务,其他非主营业务领域,特别是商业类即竞争较充分的领域,尽快向民营资本开放。明确提出“三可”:国资“可控、可参、可退出”,让民营资本进入组成混合企业。对此,东北民营企业家多有疑虑,唯恐出现“关门打狗”之事 ,应采取措施,予以疏导,研究怎么改变“混改”环境,防止堕入“混改”的陷阱。

  第二条线,立足于民营企业,让国资、外资与其他民营资本融合。《决定》提出“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个新的命题。调查发现,东北对此重视不够,实践中比较罕见,可从一些大型或较大型民营独资企业入手,吸引国资、外资与其他民营资本,逐步将其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注意,要让“非公有资本控股”,否则民营企业缺乏积极性。

  第三条线,立足于外资企业,让国资、民资与其他外资融合。总的来说,外资在东北总量较小,比重很低,估计下一步外资企业资本可能到东北扩张,需要研究如何利用跨国并购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问题。

   第四条线,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东北可在以下三类企业率先推进:第一类是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第二类是高新技术企业;第三类是科技服务型企业。在开展员工持股试点中,除职工以货币资本投入外,技术可以评估作价持股,人力资本也可以评估作价持股。

  3. 把住“四关”,防止混合所有制被“异化”

  在“混改”过程中,会不会有人借此侵吞国资或者民资?在东北确实出现过“侵吞”的问题,也出现过被错扣“侵吞”帽子而造成“混改”失败的案例。考虑到目前社会腐败情况,建议采取措施,提前预防和遏制。尤其要警惕党内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责任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具体来说,要严格把好四关:(1)资产评估关,评估要科学,既不能高值低评,也不能低值高评;(2)价格确定关,在资产科学评估基础上,制定底价,然后在竞争中形成均衡价格;(3)交易透明关,在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防止内幕交易;(4)资金到位关,产权交易后,资金及时到账,不能悬空虚置。严格把好“四关”,防止把“混改”变成个别人“浑水摸鱼”的机会,不仅国有资本不能被侵吞,民营资本、外商资本、职工股本都不能被侵吞。对此,要规范运作、一视同仁。

 

  政府、企业家、1亿民众:“金三角”支撑战略

  (一)政府:宜“服”不宜“主”

  1. 务必由“政府主导型”走向“服务型政府”

  长期以来,东北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过多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权力的任性以及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如何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要推进权力职能的结构性改革,设法解决“政府主导型”问题。

  老子《道德经》说: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乱)为”。这个“辅”字颇有哲理,“辅”的深刻奥妙值得参悟参透。当代,这里讲的“圣人”,可以看成政府决策者或管理者。古代圣人讲究一个“辅”字。今之,政府可讲究一个“服”字,走向“服务型政府”,参透其中奥妙,自觉摆脱“政府主导型”模式,以此建立良好的经营环境。

  既然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那么,在经济活动里面,应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做到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服务之中,笔者建议保持包容与超然。比如前面提出的国企改革与民营发展:“两翼齐飞”战略,在 实施“两翼齐飞”中,政府应包容国有与民营,同时应超然一些。国企与民营之间如何摆平、站哪一边?“手心手背都是肉”,原则上说,建议中立公正(至于具体问题,则具体分析)。同样,在对待企业、劳工这两个方面,无论对企业(投资方)或者对(职工)劳方,也都要保持包容与超然,企业(投资方)与(职工)如何摆平,政府站哪边?“手心手背都是肉”,原则上说,也建议中立公正(至于具体问题,也具体分析)。

  2. 着力解决政府职能“四位”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表明要向政府干预型模式告别。受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东北一些政府权力比较任性,表现在经济职能上“四位”(错位、越位、缺位、不到位)现象比较严重。应努力解决上述“四位”问题。“四位”之中重点扭住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得过多过细即“越位”问题,无论是对国企,还是对民企,都不应搞“政府干预”。针对现在权力“干预过多”以及“吃卡要”的风气,应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尤其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凡能取消的一律取消,凡能下放的一律下放。与此同时,解决服务“缺位”“不到位”问题。

  3.“三张清单”与避免“贿选案”重演

  “三张清单”,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东北欲优化营商环境,须进一步放开放活市场,激发市场内在活力,这就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于2016年12月7日已审议通过,这是东北地区首部规范营商环境建设的省级地方法规,是一有力举措。在调研中感到,东北不少地方在推行PPP模式。在此情况下,更应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鉴于东北一些地区政治生态恶化,应强调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建立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避免贿选案及其引起的连锁之类的事件重演。

  (二)企业家阶层:宜“扶”不宜“除”

  1. 提高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尊重度

  笔者在调研发现,东北地区现在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认知度、尊重度不高,一些地方有所谓“关门打狗”说;一些地方前些年竟出现经理在企业被“除掉”的惨剧,后遗症犹存;还有的冤假错案至今并未解决。人们呼唤创造适合于企业家生存发展的政治环境。习近平早讲过:“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笔者在调研中问过多位人士对习近平此语的看法,多回答“闻所未闻”。要落实习近平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对企业家的认知,此乃市场活力的来源也。

  2. 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环境

  企业家合法权益,一是权,二是益。关于权,笔者讲“复位就是让企业家在企业坐其位,行其权”。今天,东北企业权力方面面临复杂的关系。一些企业家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方面的权力有被截留的现象,应设立企业家维权服务平台。关于益。今天,东北企业家的薪酬已经不是突出问题,主要是财富问题。应建立新的机制,让企业家专心创造财富,安心享有财富,遂心支配财富,放心传承财富。建好企业家权益之“巢”,自然就会“凤还巢”,甚至会引得新的凤凰来。

  3. 社会容错与企业家自我纠错并举

  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营造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积极性,汇集成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东北应率先完善对企业家的容错帮扶机制,对不涉及违规决策、没有不当利益输送,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容错的,应予以宽容。

  与社会建立容错机制相向而行,无论是本地土生企业家还是外来的企业家,自身都要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内在机制。而且,“社会越容错,自己越应自觉”,应加强自身修炼,特别是仁义、诚信、敬业等品质的修养和锻炼。有了这样一支企业家队伍,东北“金三角”支撑结构,就有了可靠的第2个“金角”。

  (三)民众:宜“鼓”不宜“堵”

  1.“鼓起”1亿东北人的士气

  东北人民是有光荣传统的人民。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十四年抗战”,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可靠的“东北根据地”;无论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担起后方重任”,还是在“一五”时期156项国家建设“三分天下有其一”……东北人民都做出过突出贡献。今天,东北遇到困难,有些人产生悲观情绪、失望情绪,个别人甚至 “唱衰东北”,中央和地方党政应该扭转局面,奋力“鼓起”1亿东北人的士气,“唱兴东北”。由于东北腐败较重,矛盾重重,群众有些怨气,对此宜“疏”不宜“堵”。要改变事件出来后“一包围,二撒钱”的后发模式,提前做好疏解工作,把矛盾解决在前面。

  2.改善1亿东北人的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是东北振兴的关键问题。2016年文件“破例”提出“允许地方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可以有序的转让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的股权,所得收入用于支付地区的改革成本,来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这个“资产换保障”的思路是基于“人本”的,应该落实。除去与教育、医疗、就业、收入、社保、食品安全这“六大共性”问题之外,主要有四:(1)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虽然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下岗潮”问题基本已经过去,但是近年因压缩“过剩产能”产生的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突出;(2)工矿区、林区、垦区的棚户区改造问题;(3)“厂办大集体”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4)号召回东北或来东北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及生活问题。此外,从更大视野看问题,还有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无论如何要坚决守住民生底线,防止当地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传导到民生领域。

  3.驱动1亿东北人的自身发展

  笔者在《人本结构论》中指出,应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和发展的基本导向。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东北经济振兴,主体是“人”。近年来,东北人才外流是事实。怎样留住人才,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才?如何实现人的创新创业?这涉及到在“东北全面振兴”的新的阶段工作的落脚点放到哪里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东北吉林讲“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3个“人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东北全面振兴也必须把握这样一个根本导向。

  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发,需要科学把握“东北全面振兴”的大逻辑。对于“振兴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笔者称之为“双驱动”:一则,通过全面振兴,驱动东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二则,通过全面振兴,驱动一亿东北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具体说,改变人自身的结构和素质,实现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克服狭隘化和“单向度”的传统思维。既要他人扶助,更要自我救赎;既要回味光荣,更要新的解放,让每一个东北人“心灵放飞”,把东北人从传统体制这个无形的笼子里解放出来,实现自身进步和发展。马克思说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也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本质和“伟力”之所在。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由于篇幅有限,本页对原文节选部分进行转载。爱思想首发,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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